王公浦:《五朵金花》作者的悲喜人生
发布时间:2017-06-13 10:43
信息来源:春城文艺

第二幕:忠诚单纯酿苦酒 勤奋创作谱新篇 

1954年西南大军区文艺检阅结束后,看到其他的同事、同行都已经分别获得了一些创作奖,催促着王老努力写小说的脚步。在回昆明的途中,他一心构思小说,回到话剧团后,很快就写出了《马店夜宿》,并且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王老往往伏案一夜就产生五六千字。

创作和学习是王老的生活常态,这其中,一件因为社会变革而导致的戏剧性的悲剧却可以看出王老对党的忠诚和性格的老实单纯。在 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王老当时在基层深入采访搞创作,本来可以避开这样的政治运动,但是,他却成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审查对象。用王老自己的话说:“像我这样真心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人,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如实地向党交代呢?我以最大的真诚,把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向党交代,争取党的了解和信任,而我忠诚和积极向党靠近的努力,却遭到了当时的领导更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我和其他一些年纪大一点、社会经历复杂的人,便成为‘肃反’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事情的原因是他有个姨夫后来被定性为军统特务,而王老是在逃难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就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却因为王老主动向组织交待了一切旧社会的事和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在并不知道姨夫身份的情况下,成为了党组织怀疑的对象,使自己被内定为“特嫌”并长期“控制使用”,被专人看管在剧团的一座小楼上,限制了人生自由五个月的时间。组织上派人调查原因,但偃师解放后,他姨夫已被枪毙,没有了证据,这件事便成为了一个疑案。这样也就给王老留下了一个“历史尾巴”,而这个沉重的尾巴,使他背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昆明市文联和市委宣传部帮助他落实了政策,才清理了他档案中的不实之词,割掉了这个“尾巴”。1988年,王老在离休前,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入了党,他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大半生的考验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而一名离休时才入党的共产党员,也是历史上党员中入党年龄最大的“年轻”党员。

还有几件趣事可以看出王老的单纯可爱。1956年,王老和赵继康接到北京电影局的电报,让他们去北京商量电影剧本《国境线上》的修改事宜,两人喜出望外,得到话剧团领导允准后,为了一路同行的方便,他们决定在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基础上登记结婚。他们去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后,才意识到要结婚,没有新房啊?怎么办呢?急中生智向团领导借用办公室三天作新房,三天后他们就启程去了北京,那些新购的衣服床被都只能寄存在保管室,圣洁的新婚变成了一个仪式。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坐长途汽车到了贵阳后,在金城江转火车时恰巧遇到军区的一个熟人,本来只是一般交往,异地相逢却让王老倍感亲切。当时的车票很难买,只有软卧能够临时买到,这位摄影师的钱却不够买软卧,王老立即仗义疏财,掏出钱给他补上,一起买了三张软卧票。王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自己还傻呵呵的对妻子说:“看,我找来一个伴。”这位摄影师下车走后,妻子才抱怨:“人家不坐软卧,你还垫钱给他买票,真是多事,没有他,我俩住一个包厢,不是更好吗?”“是呀,我怎么这么傻冒。”王老后来才这样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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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事办完后,电影局长荒煤同志通知他们夫妻俩赴上海电影制片厂听取责编对他们所写剧本的修改意见。回到赵继康的老家,第一次见岳父母的王老显得很木讷,岳母笑话他像个“穆斯林”,留美留英的教授岳父却夸他是“东床快婿”。他们修改剧本期间,妻子生病、生孩子,时间很快就过了近一年。到了 1957年,又一个戏剧性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社会反右运动节节深入,王老和爱人刚有了小孩,他一人从上海修改剧本回单位后,接到了妻子的一封信,妻子说起给孩子到派出所落户口时,打听在上海碰见的王老那个旧社会认识的人,派出所却证实没有那个人,妻子有所怀疑信告王老,而王老看信后也觉得很吃惊,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可疑的情况向组织汇报,以此证明他与那个人并无关系。便拿了妻子的信,找组长汇报,信中还有妻子提及有了孩子,应该努力挣钱,为了孩子的生活要多写作。没想到,这样一句正常的夫妻话,却成为了当时的组王老和他 50余年的日记织给王老定罪的证据,王老被定为“中右”分子,扣了“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等大帽子,人常常被批斗,还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并成为接下来被话剧团除名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也是后来离婚的导火索,当时妻子就责怪他:“这次运动你我都没在家,人家正愁抓不着我们的把柄,可你倒给人家送材料,把我的信拿给了别人!”

在与笔者交流时,王老说,交信的蠢笨使他悔恨终生,当时主要还是因为之前那个“历史尾巴”给他心理上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他极力想让自己摆脱和旧社会的关联,以表明自己历史上的清白。谁料想越是怕的事越要发生,他被定罪、批判、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现实是这样的熬炼人。所以,在话剧团的四年,虽然参加了两次政治运动,但王老勤奋耕耘,频频下基层深入采访,不但写出了几篇小说,还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并且这时命运又给了他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由部队转业到云南省文联作协分会,使王老立志文学创作的夙愿得以实现,虽然夫妻二人仍然同时被下放到西双版纳农场进行大荒田的改造建设,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笔者了解到,当时的王老夫妻带着不满两岁的孩子下放,带病劳动,本来已经很艰难了,但又一件小事显露出王老的信实和良善。他们夫妻去探望一位多年未谋面的老朋友买来发时,看见那个空荡荡的家里,妻子在补衣服,又瘦又黄的孩子在吃着一根生红薯。王老很后悔当时买来发复员离开部队的时候,曾经接受了王老的建议:到西双版纳来。想不到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凄惨,心里特别内疚,感觉是他骗了买来发。于是王老想给他一点经济上的补助,可自己也没有钱,就把手上戴的法国表脱下来给了买来发。在回下放农场的路上,妻子说:“我们也不宽裕,省文联叫我当专业作家,不发工资靠稿费吃饭,下放期间活计这么重,无法写作,你一个人的工资我们全家用,还不困难啊?”王老宽慰说:“我们总比他好些吧。”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王老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依然没有放下对创作的勤奋努力。那一年,他趴在借来的小竹凳上,写出了反映挖草根积肥的小说《月光下》,表现两个原有宿怨的乡村在新中国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团结协作采茶的小说《绿色的金子》,反映当地勤劳勇敢的村民的小说《依金娜和她的父亲》,电影剧本《绿水长河》等。后来这些小说都发表在了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上,《绿色的金子》在《红岩》杂志发表后,还被《人民文学》转载了;他陪同当地老歌手康朗英充实整理创作的长诗《流沙河之歌》和推介文章,发表在《边疆文艺》上,受到读者好评。

人生就是不断历练生命的过程,在王老每次有丰富的创作后,都会伴随着一些劫难。一次,单位开展整风运动,将下放人员召回汇报学习,王老在经历了上一次的批判后心中仍有畏惧,可由于自己一直在采访创作当中,相信自己为人正直,更相信新中国的成立是要让人民过上好生活,让作家群体在歌颂边疆人民的巨大生活变化时,也能正视自己的生活改善。于是在单位安排个人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讨论,展开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时,王老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唠唠家常,讲了小时候贫穷,在姥姥家生活时从没付过一文钱,但现在儿子住在外祖父家,每月还要出五十元的伙食费和保姆费。却不知道,这样的信口开河又被作为重点发言成为“罪证”,在他自己还茫然不知时,就造成了对岳父的伤害,并让妻子被单位插上了“白旗”、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对象,甚至导致上海电影制片厂已经定稿,并准备拍摄的电影剧本《摩雅傣》被叫停。夫妻二人再一次陷入深渊,婚姻又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事后王老与妻子的一席谈话,今天看来,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正直、勤奋的思想典型。妻子对他说:“我曾经觉得我们俩没有办法过下去了,想跟你离婚,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好人做傻事,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你,我这次回来就想跟你在这傣族村寨长期住下来,看来也没有别的指望了,往后只要努力写作,争取写出一部《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王老当时意识到也只能这样,挨批斗受气,抬不起头来,只有写作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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