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各位老师做客本期云客厅。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比历史文献或纪录片，您认为文学作品在深切缅怀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和重要意义？

修瑞：我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长期与历史文献打交道。历史文献工作枯燥，无论是对于做的人还是看的人。而文学不同，文学作品是可以有丰富的表情、深切的情感和炽烈的温度的。私以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在情感上引起读者共鸣，可以让读者在故事中获得身临其境的视觉乃至触觉、嗅觉、味觉等各种体验。缅怀历史、弘扬精神，关键是要让更多人知晓并形成记忆。在这一点上，文学作品对于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情感表达的细腻刻画，是其他表现形式无法比拟的。

关劲潮：文学因表现手法多样而魅力无限，即使记录历史，也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要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融合，产生独特艺术效果。文学贵在创新，由于“新”，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的《远方，有一片月光的海洋》，指的是抗战时期，整个中国处在茫茫暗夜，而延安就像暗夜中“一片月光的海洋”。缅怀历史，“红色交通员”为抗战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师师：文学作品更能体现个体层面的人生感悟、精神寄托和民族情感。我的诗歌《老兵的信》，正是通过个人的真实感受，以历史实况作为切入角度，以老兵留存于世而又让后人无解的信件，再现了滇西抗战八十多年后仍然横亘的悲壮和震撼。这份沉淀于时光中的视觉和民族精神具象的冲击力，将历史的记忆、平凡人的英雄气节，鲜活在尘土之上，并让家国情怀顶天立地。

又又：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文字记录，而是以情感与细节见长，通过事件中个体命运、人性刻画和情节张力，让历史从宏观叙事落回到鲜活的生命体验。以我的《太行脊》为例，我努力让受众能跨越时空唤起共情，使他们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经过是“如何曲折”，感受到“为什么要铭记”。具备抗战精神的文学作品，既是民族危亡的记忆载体，也是抗争精神的火炬传递。它能让我们在前行中回望，在困境中获得力量，从而坚定初心，让民族之魂融入血脉。

拉玛安鸽：文学作品更具一种沉静的力量，能于无声处抚慰人心。同时，文学可着重凸显个体经验的珍贵价值。书写好个人史，本身便是对宏大历史的一种独特贡献。我在创作时，常为那些流逝的生命经验与民族记忆扼腕痛惜。在我心中，数十年前彝族人隐居山林、与天地自然相依的岁月，满是古老的诗意。若每个人都带着自身独特的生命印记，去缅怀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便能让本民族文化或一方水土上的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生命经验得以呈现。那些看似细微的个体经验与文化记忆，实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宏大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从蓉：文学作品以“个体命运”为切口、“文学手法”为桥梁，能让抗战精神从历史符号变为可感知的力量。我在诗中借“捡月光”“拾火苗”的具象行动，写出对光明的渴望与精神信念，让读者触摸到普通人的坚韧，这种共鸣是数据与镜头难以传递的。文学手法让抗战精神跨越时空，既饱含抗战胜利后对祖国日益强大的感动，也是对牺牲者的铭记，让当代读者与历史自然对话。

王近松：文学作品在描写细节和精神方面更为细腻和饱满，能给读者呈现出当时历史背景下更多的细节描写，更有利于读者从心灵深处与历史对话。在弘扬抗战精神方面，文学作品就如同一枚洋葱，你越往里面剥，历史要呈现的就会越多。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书写民族存亡中的英勇抗争，更是描写人在极端环境下展现的韧性、善良与对和平的渴望，它更像是一本补充读本，能够让读者知道历史，感受历史、思考历史。

主持人：在您所做的相关研究或所了解的抗战历史中，有没有某个瞬间或某个历史细节，让您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新的角度、新的思考，进而决定写下这样一部作品。这篇作品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这篇作品想给今天的读者传递些什么？

修瑞：我从事抗战历史研究工作有八九年时间了，的确有很多历史细节给我很大触动，促使我将它们写下来，或者打算写下来。比如我的小说《矮檐》，因为我被小说主人公原型的事迹深深打动了。他为了抵抗侵略者，即便被亲友乡邻误解、唾骂，甚至家里祖坟被刨烂，却毅然选择一个人隐忍，以伪军身份为掩护，长期坚持抗战。可以说完成这篇小说创作，我对过去一些始终纠结放不下的事情，也终于释怀了。相较于国家和民族苦难，以及那些替我们把最艰难最黑暗的路走完的先辈，个人的那点得失何足挂齿。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的事迹应当被更多人知晓并记住。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是小人物小角色，但小人物小角色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活得顶天立地，无愧于人于己。

师师：抗战实地行走中触碰到的许多琐碎，如老兵留下的信、娃娃兵的防御掩体、妇儒老幼开辟滇缅公路用过的石碾与錾子等等，都如大江大河旁溅溢的细流，从我心头流过，并潮湿了我的眼眸。这些不会进入宏大战役叙述的细节，极其微小，但也正因为微小，却恰好展示了基层抗战军民的人性高度和辽阔胸怀。抗击，除了将士的枪炮与浴血，还有民众的人心所向。我知道，史册上的质感，就是由这无数凝固下的瞬间聚集而成的。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创作必须具有铭记、还原和问寻的效能，我需要透过已知事件，完成文本探索，找到那个时段中生命活着及离开的价值。我以当代意识，思考抗战精神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有敬仰和缅怀，更要凸显的是警示与反思。找到灾难的根源，才能尽到后人应尽的历史责任。我在《老兵的信》中想告诉读者的是，创作需要达及普通人的心灵界面，由对一封后人无可理解的信的关注，转向对生命的价值体现。我认为，最悲烈的故事，就是最沉默的平静。

又又：首先得益于丰子恺先生的画作《胜利之夜》，那素朴的笔触，精准地捕捉到胜利瞬间的百感交集，这种“悲欣交集”的深刻性正是我写《胜利夜》的灵感之源。我试图透过捷报传来的狂喜，揭示更深层的民族创伤与集体记忆：胜利不仅是欢呼，更是珍视和铭记。先生画中的烛火与我诗中“小火星”形成互文，都象征着黑暗中不灭的民族精神。这首短诗想告诉年轻读者：胜利并非必然，而是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铸就的丰碑。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既能看见天空中的星火璀璨，也能看到星光中泥土里的血迹与坚韧，从而更珍视来之不易的幸福。

田如冰：最触动我的细节是重庆防空洞高达92%的现代转化率——从战争伤疤变为茶馆、加油站、火锅店，融入市民日常。这给了我全新视角：抗战记忆不是静止的历史，而是“正在进行”的生存哲学。这直接催生了“青铜巨灵”的核心意象：重庆不是在被动承受伤痛，而是主动将苦难熔炼，获得更坚韧的文明形态。我想传递给读者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获得“重塑”的能力，将最深伤痛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坚定力量。

主持人：鲜明的主题性创作有时容易使文字显空泛，您在创作中如何避免？

师师：诗人的成熟，是能够反思并逃离俗套。主题性创作之所以容易落入口号式的概念传达和强行共情，是创作思路单向化引起的，要避开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要透过所采集到的素材，拨开表面的“主题”，找到沉于事件深处的人性光芒，并将其呈现。避过就事叙事，才能做到由事言志、言情。历史是人创造的，对人及人性的书写，才是所有主题性创作的根本。面向时间，着眼于时代的写作，就是通过细微的，甚至片刻的体验折射，完成血肉丰盈的文字组合。

又又：我力求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个体的情感本身，通过细节和意象组织文字，传递情感，避开口号和大词。抗战中一个士兵妻儿对归人的急盼、弹坑上一只蝴蝶的飞翔、一位母亲一针针纳着千层底布鞋的背影，这些具象，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回归到有血有肉有温度的生命肌理上。同时，这类题材的诗歌用语也要尽量克制与蕴藉，用留白和象征唤起读者的共鸣，让爱国情感自然流淌于文字间，而不是刻意的呼喊。

主持人：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那段历史，有什么新的感悟或是思考？

修瑞：我是研究抗战历史的，这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并且我也是这一工作的受益者。2025年9月3日有幸受邀到现场观礼，触动很大。太多的苦难，先辈们已经替我们走过了。盛世修文。作为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那段历史以更具情感更有温度的文字形式写给现世与后世，让它成为一个民族长久的集体记忆。这本该是一名作家应有的担当。

师师：不忘来路，珍视当下，铭记苦难，敬畏生命，强大自己，开拓未来！朝着光，大胆走！爱文字，就要有良知有良心，就要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拉玛安鸽：个人的精神坐标应锚定在广阔的家国维度之上，个人的价值追求与时代同频共振才会有更宏大的交响。个人经验只有与社会、民族、国家紧密相连，才能彰显其价值。有情怀方能有担当，有担当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我们要不忘来处，不拘小我，不辱使命！

王近松：抗战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一个民族如何从深渊中站起，也照见人类文明在黑暗中的微光与坚守，抗战从一代人的记忆，变成几代人的记忆，体现出的是中华儿女与历史的对话与反思。我们脚下的土地，被鲜血浇灌后，依旧美丽富饶，让我们这一代人要更加珍爱和平。尽管战争的亲历者逐渐老去或是逝去，作为中国青年，亦是一名写作者，更需要用当下的语言和视角，来讲好今日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