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与不少朋友聊天时自称“滇军”，所谓的“滇军”，其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14军，这支部队号称“丛林猛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赫赫有名，全国解放后一直驻防西南边疆，驻防地从滇西到滇南，一驻就是几十年，所以说“滇军”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在十七岁到二十七岁的十年中，我把十年的青春记忆留在了云贵高原那片热土上。前不久，云南的文友李朝德同志发来短信，说《边疆文学》将迎来七十周年纪念，约我写些回忆文字。这个邀约，一下子唤醒了我心中那些快乐而温暖的往事。

先要说说《边疆文艺》（这是《边疆文学》的曾用名）。早在三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铅字的联想》的文章，谈到这本刊物的几次更名：最初叫《边疆文艺》，再后来气魄愈发宏阔，更名为《大西南文学》。1990年最终又回到了《边疆文学》。而我与它最早结识的时候，它还叫《边疆文艺》。这种刊物名称的变迁，正是某种时代的痕迹。

我之所以感念云南，正是因为《边疆文艺》在文学上“培养”了我。尽管那个年代文艺思潮仍受极“左”观念影响，阶级斗争的导火索时不时冒出吱吱作响的青烟，但云南的文友与前辈们，却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散文，什么是诗歌，什么是称职的文学编辑，也让我第一次接触到“组稿、约稿、改稿”这些具体而细密的编辑工作。

作为当年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我有幸得到一批云南老同志的指点。比如李鉴尧先生，还有张长、李钧龙、吴慧泉几位前辈。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们曾一道深入滇西，进行过长达百日的边地行走：访腾冲，走瑞丽，探龙陵，住芒市。而芒市的米酒，其醇厚实在，至今仍让我觉得堪称天下第一。

我尤其要感谢第一位向我约稿的刘琦老师。她是军旅画家梅肖青先生的夫人，是地道的老北京人，西南联大子弟，七岁时，她便以“中国的秀兰·邓波儿”闻名——这是多年后汪曾祺先生告诉我的，我才知道刘琦老师居然是当年著名的童星。刘琦老师的字，在约稿信里总是斜斜的，像被秋风刮过的稻谷。正是她的约稿，让我真正贴近了《边疆文艺》。那时刊名尚未更改，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质朴而亲切的气息。

通过《边疆文艺》，我结识了一批往来密切的文友，如吴然、辛勤、张永权等。尤其是吴然和永权两位老兄，至今微信往来不断。我平生第一次外事活动，正是与他们一同参加的。那是1974年，一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瑞典女作家在昆明会见了我们。具体谈了什么，如今已模糊不清，似乎与当时“三突出”的创作标准有关。但我始终忘不了她微笑着的蓝眼睛、金色的头发，以及欧洲女性特有的高大身材。吴然后来还回忆起，当时桌上摆着一盘红彤彤的苹果，对我们来说极具诱惑，但是谁也没有好意思吃。

提到当时时髦的创作标准，我便想起文友王雨宁。他是云南老作家王梅定的公子，哥哥名叫王雨谷。兄弟二人，都是当时极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我记得王雨宁曾苦恼于一篇小说的情节设计：写老地主破坏公路，既不能挖，也不能炸，怕与别人作品雷同。思来想去，最后只好安排反面人物在月黑之夜抱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砸向公路。这个细节实在荒诞可笑，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一批业余作者从云南各地来到昆明改稿，住在建设公寓简陋的客房里，六个人一间，却格外开心——大概这正是文学青年的共同特质吧。建设公寓离《边疆文艺》编辑部很近，步行可达。吃饭时，我们常去云南博物馆里的食堂打饭。记得排队时，常与著名作家晓雪以及画家孙景波边聊天边打饭，伙食虽然平平，滋味却十分悠长，那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次滇西边疆百日行。李钧龙、吴慧泉与我一道，到芒市举办业余作者学习班，分设散文、小说、诗歌几个方向，我负责诗歌。我们在芒市住了近二十天，与当地作者朝夕相处，随后又转往腾冲。腾冲是李钧龙夫人王品英的故乡，我们受到她家人的热情接待，还走访了如今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和顺侨乡——那里正是大哲学家艾思奇的故里。那时他的故居被生产队当作库房使用，堆满了柴草，远不如今日的整饬有序。

在滇西行走中，我们还接触了不少著名的知青人物，品尝了许多热带水果，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一个景颇族寨子里，四个人一起分食一个巨大的“牛肚子果”（即菠萝蜜），竟然没能吃完。我也由此知道，菠萝蜜的果核煮熟后，味道不亚于北方的板栗。那硕大的果实直接长在树干上，至今仍让我对云南植物心生由衷的赞叹。

我们还曾住在瑞丽的一处先进农业点，那是“学大寨”的典型。当地一位傣族带头人，后来还兼任县委书记，给我们讲了许多傣族生活的趣事。同时拜访了傣族的著名歌手和舞蹈家，我还结识了一位傣族老妈妈，她的丈夫是从北京下放到边疆的工程师。临别时，她特意过瑞丽江，在对岸买了一只黑陶水罐，装满茶叶送给我。这个水罐后来随我回到北京，至今仍在家中陪伴着我。

云南边疆百日，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我们划着竹排，渡过瑞丽江，我们打着赤脚登上景颇山，我们在熙熙攘攘的傣族街市上吃过风味十足的小吃，还目睹过小雨中傣族姑娘们行走在田埂上的优美身姿。云南美丽丰富的边疆生活，就这样为我后来的儿童诗创作赠予了诸多的素材，一个来自北京的青年军官，由此真正认识了多民族地区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也看到了知青们在艰苦条件下的坚持与抗争。

也正是在《边疆文艺》帮助工作期间，我以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身份，参与诗歌编辑。记得有一次恰逢“八一”建军节，刘琦老师让我负责一个军旅诗歌专栏。我向军营战友约稿，杨浪、陈凯歌以及昆明军区的多位文友纷纷来稿。当时在我们40师120团篮球队的陈凯歌一次寄来八首诗，写在最普通的信笺纸上。我选中了其中一首《投弹》，觉得格外有味道——这或许是身为著名导演陈凯歌发表的第一首诗作。

回望当年，云南业余作者主要有两块阵地：《边疆文艺》和《云南日报》，此外还有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边疆文艺》是我成长的起点，而《云南日报》的副刊则由老作家张昆华同志主政，一大批知青作家的作品都发表在《云南日报》的副刊上，这使昆华先生与一批从云南走出的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杨浪、李迪、谢丽华等人，这种友谊延续至今。而我，始终更感念把我一步步带进文学之门的《边疆文艺》。

如今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文学往事，百感交集，这好像一棵大树回望自己的苗圃，一匹骏马怀念自己的草原，因为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人，都忘记不了命运赠予他的第一次幸运的机会。对于我而言，从第一次外事活动到边疆百日行走和一次次难忘的编前会议，身为一个从军营走出的年轻业余作者而言，都是极其珍贵的经历。那份面对军营外世界的惊奇与新鲜感，还有手稿变成铅字的惊艳至今难以忘怀。

曾为十载滇云客。这十年，是我成长的十年，是学习的十年，更是作为文学学徒打基础的十年。谨以小诗作结，并为《边疆文学》七十华诞祝寿：

曾为十载滇云客，

至今仍忆军旅歌。

边疆烟雨民族情，

长存胸臆助磅礴。

高洪波，1951年12月出生，笔名向川。儿童文学作家，诗人，散文家。曾任《诗刊》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先后出版过《大象法官》《鹅鹅鹅》等20余部儿童诗集；《波斯猫》《醉界》等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鸟石的秘密》《渔灯》等20余部幼儿童话；《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说给缪斯的情话》等4部评论集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庄重文文学奖、冰心奖、陈伯吹奖、中国少儿出版社“金作家”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