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的名声不好，因其不劳而获被人类骂了几千年。《诗经·硕鼠》是骂鼠的开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里的“硕鼠”就是吃得肥硕的大老鼠，它们吃的是人们种出的粮食，却不管劳动者的死活，因此劳动者都想离开它们去寻找“乐土”。这当然是隐喻那些靠剥削为生的奴隶主，后来，“硕鼠”在文化演进中成为贪婪腐败者的代名词。偶有贪官受审，百姓说：“又抓了一只大老鼠。”

历代均有骂鼠的诗篇，因为老鼠实在是太厌恶了，从长相到行为，都令人不齿。唐代诗人曹邺在《官仓鼠》一诗中痛斥：“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这种专门在国家粮仓中偷食的老鼠“大如斗”，肥硕无比，胆子也特别大，“见人开仓亦不走”，正义的人们都想拍死它们。老鼠总是与阴暗、灾难、坏事连结在一起，因此陆龟蒙在《五歌·刈获》中说：“凶年是物即为灾，百阵野凫千穴鼠。”白居易《凶宅》说：“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南北朝沈炯认为“鼠迹生尘案”；温庭筠说“犀带鼠裘无暖色”。噬，即咬，这是老鼠最擅长的本领，衣服、书籍等，都常被它咬得粉碎。孟郊《赠韩郎中愈》说：“硕鼠既穿墉，又啮机上丝。穿墉有闲土，啮丝无馀衣。”在《吊卢殷》中又说：“故书穷鼠啮，狼藉一室间。”元稹《君莫非》诗感叹：“燕在梁栋，鼠在阶基。各自窠窟，人不能移。”贯休在《湖头别墅三首》中言：“饥鼠掀菱壳，新蝉避栗皱。”韩翃最惧“鼯鼠夜喧孤枕近”。正因为老鼠的种种不堪，诗人们总是给老鼠编一些离奇的结局，白居易在《禽虫十二章》中描写老鼠得意忘形丧生鸢口的情形：“一鼠得仙生羽翼，众鼠相看有羡色。岂知飞上未半空，已作乌鸢口中食。”

老鼠狡黠奸诈，东躲西藏，捕之不易。苏轼《黠鼠赋》说：“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也？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一只老鼠被装入袋中，马上装死，打开袋子老鼠落地逃走。苏轼感慨：“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尤其依附权势的老鼠，虽为害，却奈何它不得。《汉书·贾谊传》载，贾谊为劝谏皇帝下决心打击佞臣，特意在所上陈政事疏中引用一则古谚作为比喻：“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投鼠忌器”从而成为一个成语，用以比喻欲除恶而又有所顾忌。兔子逼急会咬人，耗子亦然。元稹有两句诗说：“停潦鱼招獭，空仓鼠敌猫。”王建《独漉歌》因此说：“独独漉漉，鼠食猫肉。”

可是在十二生肖中，老鼠列名第一。在引进西历纪年法之前，中国一直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法，简称干支纪年法，就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固定的顺序依次相配，由“甲子”开始，至“癸亥”结束，每六十个为一个循环，俗称为“一甲子”。十二地支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早起源于岁星，远古时期，人们就发现木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因此采用木星纪年，这十二年的简化名称依次就是当今十二地支名，最迟在春秋以前就出现了十二辰纪月，将太阳黄道分为十二个月，分别以地支建月，此后在北宋时期沈括又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二十四节气。最迟至西汉时，已采用干支纪年，并运用十二辰加时制度，每日十二时辰也按地支分配。

当然，喜欢老鼠的诗人也不少，尤其是松鼠。原因是，老鼠生殖能力强，活泼，精力旺盛。李商隐半夜喜观“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时动倚窗弦”。贯休爱看“云敛石泉飞险窦，月明山鼠下枯藤”。李白诗中的老鼠仿佛是个精灵：“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拂床苍鼠走，倒箧素鱼惊。”马戴看到的庐山风景是这样的：“鼠惊樵客缘苍壁，猿戏山头撼紫柽。”杜甫以鼠咏时：“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还以鼠叹命运不济：“开门野鼠走，散帙壁鱼干。”王建有观察老鼠活动的闲情逸致：“鼠来案上常偷水，鹤在床前亦看棋。”皇甫冉把“厨开山鼠散，钟尽岭猿吟”当风景看。

“鼠辈”，谓小人也。柳宗元在《笼鹰词》中点明：“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李白说：“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看来，老鼠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复杂的角色，福祸系于一身，善恶其实难解。（李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