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式写作可以看做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最新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当中的体现，而且几乎是贯穿全篇的，但笔者认为这是本书的总领性特色。《牵风记》作者徐怀中先生亲历了抗日战争后期与整个解放战争，他本身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士兵中的一员，因而他的观察体会是令人信服的，他书写出的如此丰沛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在《牵风记》里多处呈现，不仅大大充实了小说的传统文化含量，也使得其塑造的汪可逾、齐竞、曹水儿等指战员形象变得更加立体新颖，有了全新的个性与定位，令人们久久难忘他们的形象与故事。
古琴。钟子期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在《牵风记》中得到了新颖的体现。在与日寇周旋的紧张战争间隙，“野政文工团”（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来到九团慰问演出，因为台上全是男角而没有“坤角儿”（女演员），让台下看够了乏味表演的战士们一顿喧嚷。齐竞本想宣布散场了事，但本书的主角汪可逾此时正路过此地，她本要去太行二中求学——所谓无巧不成书，汪可逾碰到上面这个场面，于是临时决定要为这个战功赫赫的“虎团”弹奏古琴。由此，关于古琴的相关文化便被一一书写出来。古琴在故事里起到的作用是多重的：首先，它的第一重象征意义直接代表了汪可逾的高贵典雅形象，她出身于北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家庭与学校教育，心无城府，热情大方，弹奏出的琴音优雅清澈，真可谓是人琴合一。其次，古琴见证了男女主角的相识相知相爱乃至最后的相伤别恋。最后，古琴的损毁又象征了主人汪可逾的香消玉殒。古琴的出场就是汪可逾的出场，男女主人公在演出现场几乎先开了一个古琴学术研讨会，齐竞本身拥有良好的大学文化修养，在日本留学过，他对文学艺术用功甚勤，学养扎实深厚，诸如白居易的《废琴》《高山流水》的创立与改编、古琴分为散音、泛音、按音等等非常专业的内容他都能和专门学琴的汪可逾对答如流，令汪可逾惊奇：一位在深山里指挥作战的指挥员居然对国学了解如此精深，二人心里暗暗地都将对方引为知己。只是，齐竞与汪可逾两位主角出演了一场生死离别，琴音也随着战争消失远去。
描写古琴的弹奏与交流显示出了作者扎实的传统文化修养。比如，作者对汪可逾弹琴的描写就细致入微：“姑娘席地坐在台口，盘起双腿，将古琴平平架在大腿上。自古便是这样盘腿抚琴的，她取的是最为标准的一种弹奏姿势”，这种描写如果对中华传统文化不熟悉者是难以精准写出的。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者来讲，古琴曲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高山流水》了，但如果说及《高山流水》的专业知识，我们可能就难以深入了。《牵风记》告诉我们：《高山流水》“唐代化为《高山》《流水》两支乐曲，后经清人蜀派琴家张孔山改编，以大量滚、拂、绰、注等手法，作洋洋之水声，人称‘七十二滚拂’。至今更一统天下，诸多名家几乎无一不是遵张氏传谱《流水》来演奏的。”齐竞好奇的是汪可逾会去弹《高山》还是《流水》呢？就这一问题，二人还进行了探讨，小说这样的描写瞬间增强了文本的知识含量和厚重性。汪可逾弹琴并不拘泥于古法，而是深刻领悟到高山流水的真正本意：“不做过多缓急变化，任其一路流淌下去，让人领略到‘不舍昼夜’的意味，不是更有内在神韵吗？”小说写到这里，古琴这一极具传统文化魅力的乐器，在当代小说中发挥出了巨大象征意味，使得男女主人公良好的知识分子形象得以树立，也直接促使小说情节向前推动。
汪可逾与古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二者相互成就了对方，古琴是汪可逾母亲的嫁妆，而汪母又将其作为女儿的嫁妆赠与她，古琴的确滋养了汪可逾的成长。以古琴为媒，如果说齐竞是汪可逾人中知音的话，神驹滩枣便是她另一个知音。由于滩枣在驮载汪可逾行军路上立有大功，汪可逾无以为报，便想着为滩枣弹琴。乍一看这样的描写，简直是对牛弹，但恰恰是因为汪可逾的弹琴，却收获了战马知音。“小汪选定了琴曲《关山月》，这首曲子是20世纪梅庵琴派著名代表曲目之一，音韵刚健而质朴，抒发征人报国思乡的情怀，称颂军马战车在战争中不可阻挡的威武气势”，滩枣听懂了《关山月》，最后汪可逾牺牲时，滩枣循着《关山月》的琴音来给她送行，一个人与马的富有凄美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就此写成。可以说，小说当中关乎古琴的论述从前到尾提到多处，这并不是作者刻意“掉书袋”，而是作者发自心灵的感动。
书法。作为读者的我们，阅读小说的经验可知，作者们对笔下的主人公是各种偏爱的，甚至会用尽各种笔法集万千宠爱于主人公一身，无论是给予他们的才华、情感、命运等等。在汪可逾身上，其不仅外形相貌清丽、身材曲线丰满，又会弹古琴，懂创新，但这还不算完，作者又写出了她的书法世家——父亲是京城书法名家，并将其培养得能写出一手好字。其乳名“纸团儿”就很有传奇性：“小汪上面有五位哥哥，送子娘娘一个女孩也不舍得给。书法家父亲裁好了宣纸，正要写一幅草书，医院妇产科来电话了，恭喜您！夫人给您生了一位千金。父亲将裁下的纸边揉作一团，原本是要丢进废纸篓里去的，因为大喜过望，一时不知所以，竟丢尽了盛满清水的玻璃杯。书法家仰天大笑，女儿的名字有了，就叫‘纸团儿’！”这个小名的寓意当然可以进行多重解读，但至少有一项寓意，那就是主人公必定是要跟纸张打交道的，而她打交道的方式就是书法。因为战事紧张，汪可逾文化教员的身份常常处于“失业”状态，首长齐竞便给她安排到了标语组，而这恰好发挥了她的书法才能。也正是由于她写标语的这段经历，让她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岁月中拥有了用武之地。
写标语实际上也是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标语并不是简简单单往土墙上随意写写了事，它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流程，就拿墙上的写字背景的土为例，就必须选用“烧瓷器的上等陶土，富有黏性，不易脱落，写出字来是橘红色。稍稍添加一点锅烟子进去，便成了第二种颜色——土红。”还有写标语的刷子叫排笔，笔头用碎布条扎成长短适当的笔头，掺入几根细细的竹篾棒棒，保持笔头不打软，写出的字画又很规整，不会毛毛糙糙的了。汪可逾迅速成长为标语组的主力军，单独执行任务后，她立即舍弃了美术字，运用她打小训练的柳体楷书，童子功优势立即显示出来，得到了老乡们的广泛好评：“这位女八路写出的字与别人不一样，一眼就认得出，不用你大伤脑筋去猜。”等到汪可逾不再刷大字标语，而是增加字数、容纳更多方面内容时，其书法才华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因为要写一幅字，必须讲究整体的谋篇布局。汪可逾毕竟得到过专业书法家指导，所以写起大篇幅标语来，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排列组合、彼此呼应，算得上得心应手。徐怀中在这里展现出对书法文化的深刻领悟，他这样写道：“不是撑得满满的，适当留出了一些空白，显得全篇文字生动活泼、意境悠远。同时又注意每一个单字的形状点画，以及上下几个字的协调关系。小汪的三部长卷，找不出破坏整体风格的一处败笔、一个呆字。”在战争岁月，汪可逾能够将标语上升到书法作品的高度，无疑深化了战地生活的文化含量。
墓志铭或祭文。比起古琴与书法在全书的多处体现，《牵风记》里真正能看做墓志铭或者祭文的作品只有篇末的《银杏碑》。但真正的佳作无需多，一篇足以压卷。《银杏碑》是可以进行多重解读的，他既是多年来齐竞想为汪可逾奉上的悼文，它更是一篇齐竞多年来想为她诉说的心灵忏悔书。
对于撰写这篇《银杏碑》，齐竞其实早有想法：以原建制部队的名义，为汪可逾举办一次正式的安葬仪式，在大别山主峰下那一棵银杏树旁，立一个石碑以供悼念，由他执笔来起草悼文。但由于迟迟没有思路而作罢，直至由于偶然读到一则旧书的封面下的空白页几句话，联想起汪可逾讲述的他父亲给她起名的轶事，才来了灵感——
……（汪可逾）1947年9月9日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次年初春逝世于大别山下一个水溶洞中，时年19岁。
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19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
与她相识的人，无不希望以她为蓝本，重新来塑造自己。实则她一以贯之的人生姿态，在她本人纯属无意识，莫知其然而然。因此不可复制，别人永远学不会的。只要你着意仿效，便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所好的是，她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总是会随着一缕春风浮现在我们面前。
……
这是一篇饱蘸着深情厚谊的悼文，文中关于汪可逾的生平与对她短暂却精彩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且具哲理。这是符合墓志铭或祭文写作要素的。
徐怀中以扎实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以古琴、书法、墓志铭或祭文等要素的多重融入，令《牵风记》小说文本变得诗意盎然，令读者们在浓郁的牧歌声声中，感知战争岁月里那段凄美而动人的战地恋歌。（作者袁恒雷）
